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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慈善总会2022年各类慈善救助支出8.71亿元******

　　中新网重庆2月3日电 (记者 钟旖 韩璐)重庆市慈善总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3日在当地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2022年该总会共募集款物8.55亿元，各类慈善救助总支出8.71亿元，惠及困难群众50万人次以上。

　　“2022年，重庆市慈善总会切实把助力乡村振兴作为慈善发展的头等大事。”重庆市慈善总会会长刘光磊介绍说，2022年总会用于乡村振兴款物达7.35亿元，占同期总支出的85%以上。值得一提的是，总会争取腾讯公益支持，创新举办全国首个区域性乡村振兴专场公益活动，联动该市41个区县、54家社会组织及志愿服务组织，围绕助力乡村振兴，聚焦产业帮扶、养老帮扶等7个方面重点，策划上线286个项目，动员234万人次参与募捐。

　　刘光磊透露，2022年6月，总会还出台了今后五年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意见，计划围绕当地4个国家级重点帮扶县、17个市级重点帮扶乡镇和4个对口村，5年捐赠投入30亿元以上帮扶资金，实施1000个项目，打造在全国全市有一定影响力的乡村振兴公益品牌项目20个以上，助力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

　　2022年是重庆互联网慈善取得新突破的一年，互联网募捐总额达6.74亿元，与2021年同比增加7717万元，年募捐额创历史新高；为持续推进互联网日常募捐，重庆市慈善总会已在全国12个公益平台上线项目，全年实现日常募捐筹款额9047万元，与2021年同比稳步增长，表明互联网募捐正由重数量向数量与质量并重转变。

　　刘光磊提到，重庆市互联网募捐合作伙伴实现慈善会系统全覆盖。全市41个区县慈善会、100多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加入到总会互联网募捐队伍中，形成总会牵头，区县慈善会和社会组织参与，全市公益力量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谈及下一步工作，刘光磊表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重庆市慈善总会将以“新重庆、新慈善”的新要求，助力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互联网慈善作出新业绩；持续打造新品牌；弘扬慈善文化达到新水平；党建引领达到新标准。(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